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际国内都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为改善国际环境，推动国内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实行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建国发布的第一份公告就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此时，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就是我国欲寻求突破的国家之一。
建国伊始，周总理曾两次亲自向日本喊话，一次是在政协会议上，另一次是通过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向日方提交信函，但日本都没有理会。
其实，中日邦交正常化，在当时的条件下存在着两大障碍。一是中国民众的情绪。因为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很多人对日本恨之入骨，复仇情绪极浓。二是日本国内实行反共亲美政策，与台湾关系密切，把中国视为“铁幕”之国，不少主张与日中友好的人士受到迫害。
面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一时难以实现的形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先在中日两国人民间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不过，中日邦交“以民促官”的历程依然步履维艰。
1952年12月12日至20日，世界和平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时任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大会期间，他结识了对中国十分友好的日本参议员西园寺公一。在大会闭幕那天，西园寺受邀参加了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晚宴，并即席发表了讲话，希望日中友好。会后，西园寺向廖承志表达了到中国访问的愿望。廖承志听后非常高兴，立即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他们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2年12月底，在廖承志的协调下，西园寺公一到访中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日本方面，针对抗战期间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归国问题与中方进行沟通。1953年初，廖承志同以内山完造等为首的日本三大团体代表团，就日本侨民归国问题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日本派三艘客轮分期分批接回那些愿意回国的日本侨民。同时，由日本方面负责将愿意回国的华侨分期分批送回中国。这一行动，对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让日本民众深受感动，随后产生了举国批判政府的意外效果，而且，日本国内从此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呼声逐渐高涨。日本红十字会为了表达对中国友善之举的谢意，邀请中国红十字会访日。1954年10月，以时任会长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赴日访问。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在当时国际环境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它冲破了美国和日本右翼势力以及台湾当局的层层阻挠，是两国民间外交的一次重大突破。
在日本，中国代表团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由于日本右翼势力非常强大，日本友好团体和进步力量还组建了青年小组，保卫代表团的安全，被称为“人民警察”。日本政府也派出大批警察负责安保工作，一时间出现了官民共同保卫代表团的场面。按照出访前周总理的指示，代表团在访问过程中，广泛宣传中国政府和人民关于中日友好的主张，这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中国各界代表团陆续访问日本，日本很多代表团也到中国访问。
1960年7月，自由民主党人池田勇人上台，他主张改善中日关系，但他碍于美国的因素，只得把这件事委托给力主中日友好的党内元老松村谦三。他对松村说：“我不得不把脸朝向美国，因此，松村君，你能不能成为我对中国的另一副面孔？关于中国的问题，一切委托给你。”
1962年11月9日，经过中日双方共同努力，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双方分别指定廖承志和松村谦三为政治联系人。1964年4月20日，中日双方又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交换常驻记者的备忘录。备忘录规定：中方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廖办），日方在中国设立高崎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1964年9月，中方7名常驻日本的新闻记者前往东京。与此同时，日本的首批特派记者也到达了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双方第一次实现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常驻记者。它标志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1964年11月，池田首相因病辞任，右翼的日本佐藤内阁上台，虽然他一再标榜的中日两国要“友好相处”，但他实际上对中国采取的是敌视立场，还大谈台湾“归属未定论”，公然插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他上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访日。1965年6月，佐藤又以“青年去共产党国家对国家不利”为由，下令拒发护照给受邀的500名日本青年，不准他们来华。1966年3月29日，佐藤政府再次以会“干涉日本内政”为借口，不允许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入境。他还与美国勾结，阻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正当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即将恢复的时候，佐藤政府又联合美国提出所谓的修正案，企图阻挠联合国驱逐台湾代表。
佐藤荣作的这一系列疯狂举动，把中日关系彻底带入了死胡同。他本意是为了向美国表达忠心，但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爆炸性新闻，让他的政府不知所措，他万万没想到“大哥“会出卖自己。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日本国内希望和中国恢复往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佐藤的支持率持续下降，其内阁岌岌可危。这时，他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同时又拒不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迫于社会舆论和执政的压力，佐藤便秘密委托东京都知事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要求亲自访华。但周总理说：不行，佐藤政府只说不做，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
中国对佐藤的这一严厉惩罚，震动了日本朝野。1972年7月佐藤内阁被迫辞职下台，佐藤时代从此结束（三年后，佐藤突发脑溢血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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